齐卫平: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思想述论
发布时间:2015-04-28
信息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齐卫平
 
  内容提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为坚信社会主义打开了一扇窗户,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给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在改革开放创新实践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都以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社会主义进行毫不含糊的守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目标的战略预期,构成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过程进行战略设计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阐述的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中战胜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
  关 键 词:邓小平;社会主义;守护与创新;制度自信
  标题注释: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项目“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在党的事业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项战略任务。制度是完成党的使命和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依赖,是运作执政权力和引领国家发展的基本支柱,同时也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定力所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具有深厚的思想积淀和丰富的实践基础,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1](P11)这个论断突出了邓小平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并实现创新发展的历史贡献。
  1956年党的八大会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到1978年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22年时间里,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有着极其深切的感受。他既作为领导人主持、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又作为受害者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受到个人政治命运的打击。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和个人命运坎坷组成的特殊阅历,成为邓小平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变成实践始于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模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楷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照搬了苏联模式。应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开辟了国家建设新阶段,在这个制度下中国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绩和国家显示的显著进步,初步展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然而,一方面封闭条件下搞建设信息不灵、视野局限,缺乏发展坐标的比照,另一方面在长期“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压制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充满阶级斗争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渐产生疑惑,尤其是经历十年“文革”劫难的折磨,中国被拖进了一条死胡同。历史的拐点与改革的愿望同时出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走自己建设道路的开端,也迎来了邓小平重新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契机。
  由反思实践曲折和错误的经验教训到找出“没有弄清楚”的症结,是邓小平重新认知社会主义的思维逻辑。1986年12月,他会见外国友人时回顾了中国搞建设经历的曲折,指出:“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得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苏联也在研究,他们也没有解决”。[2](P1158)他认为,虽然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3](P137)这个话邓小平向党内外同志讲,对外国朋友也讲。邓小平说“没有弄清楚”,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涵义没有弄清楚,存在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其次是本国国情没有弄清楚,存在拘泥词句、照抄结论的教条主义。因此,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普遍搞得不理想,出问题难以避免。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认知社会主义的思维逻辑有三个特征。第一是用排除的方法将不属于社会主义属性的东西剔除出去,如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封闭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僵化不是社会主义,等等。第二是用肯定的方法将社会主义是什么确定下来,如他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3](P142)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也是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回答,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明确概括,使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得到充分显示。第三是用探索的方法将社会主义可以进行的尝试揭示出来,如他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认为多种经营方式、股市、开发区等都可以试验。邓小平始终抓住本质思考社会主义,既纠正了以往思想僵化的机械认识,又形成了别开生面的创新观点。
  没有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创新思维,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起步。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依靠创新思维的激发。在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中,邓小平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结论,他提出的将发展与解放生产力相统一的思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思路、社会主义主体论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本质概括等,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建设道路、发展阶段、本质特征等角度,实现了对传统认知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意义的发展。胡锦涛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些创造性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为我们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4](P152)
  资本主义在历史进程中走在社会主义前面,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诞生时,资本主义实践在西方已经有了270年左右的时间。更加特殊的情况是,社会主义实践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设想的发生逻辑,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生产力滞后的现实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东欧国家、苏联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乃至挫败,不仅是因为初始阶段的经验不足,而且也与这样的特殊情况有关。树立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需要冲破传统认知的束缚,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为坚信社会主义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给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注入了新鲜的空气。
 
  二、在改革开放创新实践中守护社会主义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这个果断的抉择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作为全新的探索,改革开放的路究竟怎么走,是一个关系党、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始终伴随着辨分旗帜、道路、方向的思想历程,邓小平以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社会主义进行毫不含糊的守护,为高举旗帜、明确道路、坚持方向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第一,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传统模式中守护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要走一条新的路,必须从苏联模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邓小平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文献资料表明,1956年后党中央领导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早就有了察觉,在向苏联学习过程中也形成了“以苏为鉴”的意识。之所以深受影响而摆脱不了它的束缚,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片面性和机械性,导致理论上没有真正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次,虽然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问题,但总是局限在政策、方法和措施层面的教训总结,而没有上升到体制模式层面加以深刻认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进行反思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在体制模式层面揭示我国不能摆脱苏联影响的教训。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后党中央领导人谈模式问题主要针对西方模式的话,那么,当时邓小平针对的则是苏联模式。邓小平认为,苏联模式即使从他们本国实践来看也不是完全适合的,别的国家照搬苏联模式就更行不通。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千篇一律的模式,各国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由此可见,邓小平反思苏联模式,否定的是它不适合具体国情,而不是否定它的社会主义。强调这点很重要,这告诉我们,冲破苏联模式,不是要改旗易帜,改革开放绝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要坚持这个道路”。[2](P1005),从中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守护。
  第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时守护社会主义。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辨分旗帜、道路、方向的思想历程,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值得重视,即社会主义实践从20世纪后半期进入了发展的曲折时期。首先是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分化;其次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失败的一系列事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西方掀起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一些人断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诞生,也将在20世纪灭亡。日裔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搞改革开放,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邓小平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就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3](P383)“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2](P1332)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和处于低迷的不利情势,邓小平头脑保持冷静,态度非常鲜明,语气十分坚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毫不含糊的守护。
  第三,在创新举措引起争议时守护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需要探索的勇气,一方面,探索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失败的风险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新的思路必然挑战传统,改变着人们的习惯思维。改革开放促使事物推陈出新,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深刻的社会变化伴随着人们适应的过程。因此,每一项创新举措的出台,每一个变革动作的发生,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争议。如1984年党中央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引起各种看法。邓小平说,“因为改革是新事物,而我们的知识还不够,鼻子不通,信息不灵。这样的事情出现后,国内有人提出了疑问,更多的人是担心”,“但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2](P1045)又如在搞私有制、个体经济和引进外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分歧很大,邓小平指出:“我们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存在,不会影响走社会主义道路。”[2](P1076)再如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也有争议,邓小平解除人们的疑虑,强调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等等。这些充分说明了邓小平思想解放中对社会主义的守护,它既以创新思维解除了争议的疑惑,又以坚定原则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历史地看,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它的思想传播到成为革命实践的一面旗帜,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遭遇曲折到拨乱反正,从照搬苏联模式到探索自己道路,争议伴随整个历史过程。邓小平自年轻时代赴法留学至生命最后一刻,是始终参与这个历史过程的实践者,具有社会主义的坚定理念。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一再告诉人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路可走”,[3](P206)“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3](P207)“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3](P208)这个鲜明立场是邓小平守护社会主义的力量所在。
 
  三、成熟和定型社会主义制度的预期
  制度的成熟和定型需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但其生长则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整个过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定型,不能割断历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制度生长“渐进改进”(习近平语)的统一。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于1956年,但其根基早就有了铺垫。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明确它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践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建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在50年代初基本成型。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公有制的实现使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基础上达到完整,由此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伴随着制度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政治运作中,制度是一种体系性的架构,它由复杂的系统构成。党的十八大报告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可见制度具有属性规定、层次摆位、运作保障和执行机制等复合体征。作为体系性架构,制度需要在各种资源配置中不断地进行社会适应性的调试、纠偏、修补和整合。必须强调,这种社会适应性决定着制度的内生性规律,如习近平所说是“内生演化的结果”。它绝不可能靠植入外来制度替代内生制度来寻求社会适应性,任何搬用别国发展模式的主张都只能加剧适应社会的张力,导致破坏制度内生性规律的紊乱。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形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可以通过制度本身加以调节,不再是资本主义那种极端冲突、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了。“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5](P215)“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5](P216)这个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谋求制度调整的任务。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内生性规律发生于历史选择和人民选择的基础,验证于促进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深深地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能成为高枕无忧的资本,一成不变必然使制度僵硬而产生桎梏的负面功能。制度运作存在很多状况,它可能虚置空转,可能脱节失灵,可能执行不力,可能规范不够,可能操作失序,可能衔接不好,等等。总之,制度成熟既需要发展过程的时间打磨,又需要不断完善的实践努力。
  邓小平从新时期一开始就把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使我国的制度更加成熟完善。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调整行政机构到政府职能的变化,邓小平的心里存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预期。1982年3月,他曾指出:“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2](P810)邓小平始终在考虑制度建设问题,强调制度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主张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为都必须纳入法制的制度化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制度完善、体制创新的成熟过程,制度定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目标。邓小平的战略意识中对此有清晰的体现。1992年在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P372)这样的预期重要之处不是30年的时间框定,而是制度定型目标的战略预期,它构成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过程进行战略设计的重要内容。
 
  四、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当代中国发展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这段揭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关系的论述告诉我们,自信不是盲目的,坚定自信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在不同的场合从多个方面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是名词好听,而是生产力发展速度要超过资本主义”,[2](P876)“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发展比较快的制度”,[2](P981)“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6](P128)他指出,中国虽然现在落后于西方,但决不能以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6](P166-167)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6](P167)他指出,社会主义具有发展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6](P322)“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3](P257)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收入是全体劳动人民共享”,[7](P633)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6](P52)“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3](P16)邓小平对一位美国作家说,“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7](P438)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6](P337)以上这些论述展现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是全面深化改革中战胜各种困难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代中国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积累的丰富经验、奠定的国力基础、形成的发展道路、开创的建设格局,为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深水区的暗礁、涉险滩的风险、啃硬骨头的艰巨、社会矛盾的复杂、资源瓶颈的困难、利益固化的藩篱、体制机制上的痼疾,为增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带来了难解的纠结。2013年7月21至23日习近平在湖北调研期间强调:“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向党和人民发出了新的动员令。
  现实告诉我们,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除了全面深化改革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必须指出,当代中国面临的诸多发展问题虽然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但决不能认为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如果机械地将现实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腐败现象严重等等问题归结到就是因为实施了改革开放,那完全是错误的。改革开放这一招决定了中国命运,如果不实施改革开放,中国将落到什么样的境地是不难想象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是新问题,问题倒逼改革,改革推动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党中央强调,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保证。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定力,这个定力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紧密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完善和发展,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全面深化,“三个自信”缺一不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9]“三个自信”的逻辑关系建立在道路、理论、制度的内在联系之中。道路是方向,理论是指导,制度是支撑,“对一个国家而言,道路选择和理论创新,都要靠制度来保障;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也必然体现为制度自信”。[10]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确立于历史,来自于现实,更要验证于将来。邓小平曾指出,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3](P256)这就揭示了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长期性。他还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7](P567)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开放迈上了新的征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是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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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邓小平年谱(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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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年谱(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改革发展工作[N].人民日报,2013-07-24.
  [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12-11-08.
 
  作者简介:齐卫平(1953- ),男,浙江慈溪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上海 200241